高力士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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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高力士，大都人脑海里会蹦出两个画面：
一是李白醉酒后让他 “脱靴研墨”，他忍气吞声却公开报复；
二是马嵬坡前，他奉唐玄宗之命缢杀杨贵妃，成了 “朱颜祸水” 的爪牙。
这些不得民气的形象，几近全来自《警世通言》《永生殿》等文学作品，而非野史。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感慨：“力士之贤，反为文人所抑，可怪也！” 实在的高力士，不但不是弄权太监，反而被《旧唐书》评价为 “晚世太监中可贵的忠谨之士”，甚至在安史之乱后，因痛失玄宗吐血而亡。
要读懂高力士，必须回到唐代 ——
他的平生，正是唐玄宗时代兴衰的缩影。
一、从官宦子弟到 “千古贤宦”
1. 身世朱门却沦为太监：命运的第一次转折
高力士（684年～762年）并非身世低微，而是名副其实的 “官 N 代”。他原名冯元一，祖父冯盎是隋末唐初的岭南盘据势力，后来归顺唐代，被封为耿国公；父亲冯君衡曾任潘州刺史（今广东茂名），妥妥的地方高官。

但天成心外风云，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 年），冯君衡被诬陷 “谋反”，产业抄没，长寿二年（693年）年仅 10 岁的冯元一被阉割，与同类金刚二人于圣历元年（698年）被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奉入宫，更名 “力士”。这一人生剧变，没有让他沉溺，反而磨砺出远超同龄人的哑忍与聪明。
入宫后，他先被分派到武则天身旁当差，因 “聪明机灵，善察人意” 获得欣赏，却因一次小过失被赶出宫。幸得太监高延福收养，他才得以留在宫庭圈，并改随养父姓 “高”。这段寄人篱下的履历，让他学会了在复杂宫庭中保存的焦点技术：谨言慎行，不越权、不贪功。
2. 遇玄宗：从 “潜邸旧人” 到 “心腹重臣”
唐中宗复位后，高力士因处事精悍，被调往临淄王李隆基府中。此时的李隆基尚是藩王，正黑暗积储气力，高力士凭仗灵敏的政治嗅觉，成了他最早的 “跟随者”。
在李隆基铲除韦后、承平公主的两次关键政变中，高力士立下大功：
景龙四年（710 年），韦后鸩杀唐中宗，高力士提早向李隆基传递宫庭意向，助其率禁军入宫平叛；天赋二年（713 年），承平公主图谋政变，高力士又辅佐李隆基控制禁军，破坏叛乱，为 “开元乱世” 扫清了障碍。李隆基即位后，对高力士的信赖到达颠峰：不但封他为银青光禄医生、内侍省监（太监最高官职），还打破 “太监不得干涉朝政” 的老例，答应他 “介入机务”。《资治通鉴》记录，玄宗曾说：“力士上直，吾寝乃安。” 意义是只要高力士在宫中值班，他才能睡得平稳 —— 这类信赖，在历代帝王与太监的关系中极为罕有。

3. 安史之乱：虔诚的终极考验
天宝十四载（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亡，玄宗仓皇逃往蜀地。途中，禁军将士因不满杨国忠专权，在马嵬坡策动叛乱，要求正法杨国忠和杨贵妃。
紊乱中，玄宗犹豫未定，是高力士自告奋勇，劝谏道：“今将士怒甚，若不从，恐生大变，危及陛下！” 终极，他奉玄宗之命，缢杀杨贵妃。这段历史常被解读为高力士 “奉承邀功”，但野史明白记录，他此举实为庇护玄宗 —— 若不满足禁军要求，玄宗能够就地被叛乱将士所杀。
叛乱安定后，玄宗被肃宗软禁在兴庆宫，高力士始终陪伴左右，不离不弃。上元元年（760 年），太监李辅国（唐代实在的弄权太监）为专权，诬陷高力士 “离间皇室”，将他放逐巫州（今湖南黔阳）。

高力士神道碑
宝应元年（762 年），高力士遇赦回京，途中得知玄宗已死，“北望号恸，呕血而卒”，时年 79 岁。唐代宗感念他的虔诚，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陪葬玄宗的泰陵 —— 作为太监，能获 “陪葬帝陵” 的殊荣，全部唐代仅高力士一人。
二、不是 “弄权者”，而是 “皇权保护者”
后代对高力士最大的误解，是将他同即是李辅国、程元振等 “专权太监”。但掀开野史会发现，高力士的 “权利” 始终凭借于玄宗，且从未超越 “虔诚” 的底线，他的政治脚色更像是 “玄宗的首席助理”，而非 “权利玩家”。
1. 参政但不专权：“抬遗补阕” 的辅政气概
玄宗在位前期，逐步怠于政事，常将政务交给高力士处置。但高力士的处置方式极为谨慎：
对小事（如官员任免、地方奏报），他会先整理出焦点信息，再呈给玄宗判决，从不敢私行做主；对大事（如立太子、宰相人选），他只在玄宗询问时 “委婉进谏”，从不自动干涉。最典型的例子是 “立太子之争”：玄宗晚年在太子李亨（肃宗）和寿王李瑁（杨贵妃前夫）之间摇摆，高力士以 “长幼有序，民气归附” 为由，奇妙劝说玄宗定立李亨，既避免了宫庭内哄，又没有越权代理。
《旧唐书》记录，高力士曾屡次劝谏玄宗阔别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提醒他 “全国久安，恐生祸乱”，但玄宗晚年昏聩，未能采用。即使如此，高力士也从未结合外臣匹敌皇权，始终连结 “臣子天职”。
2. 管宫但不弄权：宫庭次序的 “稳定器”
作为内侍省监，高力士掌管宫庭事务，但他从晦气用职机谋私：
对太监群体，他严酷约束，制止他们干涉外朝政务，唐代太监专权的场面，是在他死后才真正构成；对后宫嫔妃、宗室成员，他一碗水端平，既不奉迎杨贵妃，也不打压其他妃嫔，马嵬坡缢杀杨贵妃，实为 “受命行事”，而非小我志愿。甚至对李白这样的 “狂士”，高力士也并非如文学作品中那般 “睚眦必报”。野史中，李白因 “酒后讲错” 被玄宗冷淡，与高力士无关；所谓 “脱靴” 典故，最早出自唐代笔记小说《酉阳杂俎》，野史《旧唐书》《新唐书》均无记录，可信度极低。
3. 虔诚贯串平生：超越 “太监身份” 的君臣友谊
高力士对玄宗的虔诚，早已超越 “主仆关系”，上升到 “生死相依” 的层面：
玄宗流亡蜀地时，他亲身率禁军断后，庇护玄宗平安；玄宗被软禁兴庆宫时，他拼命为玄宗讨情，甚至与李辅国当面争论；放逐途中，他写下 “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 的诗句，以 “荔枝” 自喻，表白对玄宗的虔诚始终稳定。这类虔诚，在太监群体中极为罕有。唐代太监多为 “高攀权贵，识趣行事”，如李辅国在肃宗期间专权，甚至敢对肃宗说 “大师（天子）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罚”，而高力士终其平生，从未有过一句僭越之言。

三、为何高力士成了 “奸臣代言人”？
实在的高力士可谓 “唐代贤宦”，但为何后代文学作品中，他却成了 “弄权、奉承” 的背面典型？这背后，是三重历史滤镜的叠加：
1. 宋代 “太监恐惧症” 的历史乘写
宋代因唐末五代太监专权的经验，对太监群体极为警戒，甚至将太监视为 “祸国殃民” 的根源。在这类历史语境下，宋代史学家在编辑《新唐书》时，虽然认可高力士的虔诚，但也决心放大他 “介入政务” 的一面，暗示 “太监参政即隐患”。
到了南宋，理学兴起，“君臣伦理” 被推向极致，高力士作为 “太监辅政” 的代表，自然成了批评工具。如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就将高力士归为 “太监干政” 的背面案例，疏忽他的虔诚本质。
2. 文学作品的 “戏剧化革新”
明代今后，市民文化兴起，以《警世通言》《永生殿》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为了增强戏剧抵触，决心重塑高力士的形象：
将 “马嵬坡缢杀杨贵妃” 改编为他 “自动献计”，凸显其 “奉承”；虚拟 “力士脱靴” 的情节，将他塑形成 “嫉贤妒能” 的小人；把李林甫、杨国忠的专权归罪于他 “纵容”，轻忽玄宗晚年的昏聩。这些改编虽让故事更出色，却完全背叛了史实。正如清代学者王士祯所说：“文人好作昭雪文章，常常掉臂野史，以虚为实，高力士之冤，盖由此也。”
3. “非黑即白” 的历史认知误区
后代评价历史人物，常堕入 “非忠即奸” 的误区。高力士作为太监，身处皇权中心，难免与 “权利” 挂钩，而人们常常默许 “太监掌权即好事”，疏忽了他的具体行为。
究竟上，唐代的太监专权，始于高力士死后的李辅国、程元振，高力士的 “参政” 是 “帮助玄宗治国”，而非 “排挤皇权”。将他与李辅国等人混为一谈，如同将诸葛亮与曹操都归为 “权臣”，明显有失公允。

1999年出土了埋在唐玄宗泰凌旁边的高力士墓的神道碑，保存无缺，一字不缺。《高力士墓志铭》全称《大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兼内侍监上柱国齐国公赠扬州大都督高公墓志铭》。经过碑文内容可知，高力士不但忠君爱国，而且品德也很是高尚：“公实勇进，提剑而起。扶皇运之复兴，佐大人之利见。自是以后，恩遇特崇，公卿宰臣，因以决事。公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
四、重新发现 “高力士的代价”
随着史学研讨的深入，近现代学者逐步为高力士 “正名”：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高力士之虔诚，实为唐代太监中惯例，其对玄宗之辅佐，有助于开元乱世的稳定。”吴宗国在《唐代藩镇研讨》中以为：“高力士的存在，延缓了唐代太监专权的到来，他的政治聪明和虔诚，值得必定。”李贽：“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甚至在日本、韩国的唐代史研讨中，高力士也被视为 “太监制度下的正面典型”，如日本学者池田温在《唐代的太监》中，称他为 “兼具政治才能与道德操守的太监代表”。

高力士的代价，不但在于他的 “虔诚”，更在于他证实了：太监并非天生 “祸国殃民”，在公道的制度约束下，他们也能成为皇权的 “稳定器”。而他的悲剧，本质上是玄宗时代的悲剧 —— 当一个英明的君主变得昏聩，再虔诚的臣子也难以挽返国运。
高力士的平生，告诉我们一个简单却轻易被轻忽的事理：历史人物不是 “非黑即白” 的标签，而是有血有肉、有优点有弱点的 “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