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潘虹首次赴美拍片，穿旗袍夜游，路人：你们是中国公主么？
1988年12月中旬，上海虹桥机场的安检口前排起长队，一支编号“8801”的小型摄制组准备飞往纽约。那是改革开放后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电影人刚刚学会把胶片和护照同时塞进帆布包，跨洋拍片对他们来说依旧像探月。此行的导演叫谢晋，女主角竟在登机前三周才最终敲定——潘虹。从头说起，原本出现在海关材料上的名字是林青霞。谢晋为了避开媒体，曾约她在洛杉矶咖啡馆交换剧本，二人都以为万事俱备。不料林青霞秘密入沪时被认出，消息传到台北，行程被迫夭折。电影筹备耗时一年，资金与档期已无法再拖，一旦换角，一切设计都要重来。内外交困之际，谢晋半夜翻剧本，突然指着李彤的人物小传喊道：“潘虹救场！她年龄、气质都契合，不用再找第二人。”
通知发出的第二天，潘虹正参加《顽主》宣传，她听完电话愣了三秒钟，然后只说了六个字：“给我三天时间。”三天里她查资料、试造型、改台词，更重要的是办出境手续。1988年中国演员想拿到整整三个月的美国签证并不容易，相关公函一路盖章才能压在护照首页。
圣诞前夕，洛克菲勒中心的巨型冷杉点亮彩灯之夜，华人观众看到四名身着雪白羽绒服的东方女子推着行李走出肯尼迪机场。摄制组没有立刻庆祝，他们租下皇后区一家青年旅舍，把大厅改成化妆间。当晚九点，潘虹换好了暗红色斜襟旗袍，肩披人造皮草，袖口还别着一只金色蝴蝶。灯泡晃得人眼花，她忽然提议：“到外面走一圈，看看40年代留学生眼里的纽约。”
于是纽约街头出现罕见一幕：四名女子手挽手走过第五大道，旗袍在霓虹下泛着光。一个金发小伙惊叹地脱口而出：“Are you Chinese princesses？”肖雄回了句玩笑：“Maybe.”这一幕让旁人猛按快门，却也让演员们迅速抓住角色的神态——好奇、紧张又带点自尊。
取景是随后最大的难题。剧本要求40年代华侨常去的“录园”酒吧，实际租金高达六千美元一天，谢晋直摇头。辗转数日，他们跑进唐人街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木牌上写着“奇特酒家”。店主周先生是台湾人，一听拍片竟乐得招呼众人入座，端茶倒水不说，还拍胸脯：“第一天免费，以后六百算友情价。”众人面面相觑，这才决定把戏里的“录园”搬到“奇特”。
故事里的李彤需要穿过喧嚣的舞池、独坐吧台。真正开机那天，周老板干脆把营业时间推迟到凌晨。机器一响，吧台后那位兼职群众演员的黑人调酒师就像真爵士老手，手里雪克壶上下翻飞，节奏半点不乱。谢晋看了一条就过，忍不住夸了句：“美国群众演员水平真高。”
群众演员可不是自来熟。摄制组到纽约第二周，预算里依旧缺200多名背景人物。潘虹想了招：在《世界日报》夹页登招聘启事，“为中国影片寻找40年代人物，50美元酬劳 + 午餐”。结果电话差点打爆，仅第一天就收到两千多封传真，自称会探戈、会特技、会说上海话的人一应俱全。挑选工作连轴转，好几晚谢晋、潘虹干脆坐在旅舍走廊里，一边看资料，一边速写分镜。
要塑造李彤的颓唐，光靠造型远远不够。谢晋认定演员必须对烟酒有真实体验，“味道进喉咙，眼神才会有苦味。”可问题是潘虹连啤酒都不碰。导演于是每天清晨送来两包土耳其混合烟、一瓶曼哈顿鸡尾酒，甚至开玩笑威胁：“不空杯不准进片场。”头两天潘虹边咳嗽边掉眼泪，第三天开始她能一口喝下半杯。十天过后，她的指尖夹烟动作娴熟到连摄影助理都鼓掌。
舞蹈更棘手。李彤要在夜总会跳伦巴与探戈，还要表现醉酒后的失控。剧组从百老汇请来编舞老师，一张木地板上灯泡亮到凌晨。有人记得潘虹练到脚背磨破，干脆贴胶布继续转圈。谢晋打趣：“中国电影皇后成舞池女王啦。”
如果说这些训练是苦中作乐，那么室外戏则完全是煎熬。剧本写的是纽约深秋，事实上拍摄时温度零下十五度，还飘零星雪花。镜头里潘虹只能穿薄呢大衣或真丝裙，镜头外只要一停机，场务狂奔把羽绒服往她身上裹。有人回忆，她的胳膊冻得发紫，连口红颜色都盖不住。拍完在海边敞篷车那场戏，潘虹攥着热姜茶低声嚷：“我们这是拿命换胶片。”
终于赶在1989年春，美国部分戏份杀青，摄制组带着六十多个胶片罐回国。后期剪辑整整持续了五个月，《最后的贵族》在国庆前夕首映。散场灯亮，有观众在大厅里叹气，说没想到中国女演员能把时代失落演到骨子里。随后的媒体评论多把目光锁定潘虹，对她的评价是“形象华丽却灵魂破碎”。
当年国内电影出国参展并不多，《最后的贵族》被正式送往洛杉矶的亚洲电影节。红地毯前，记者抛出的问题依然八成是：“那晚穿旗袍夜游第五大道的感觉如何？”潘虹笑说：“那是角色的心跳，不是旅游的兴奋。”
影片公映后，票房在当时并不算爆炸，但它让许多影迷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中国故事不必局限于江南水乡，也可以把视线投向半个地球外的纽约冬夜。至于那句“你们是中国公主么”，成为影迷津津乐道的小插曲，也见证了中国电影迈出海外实拍的早期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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