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变舌战：德国之声的偏见与郑丽文的坚守
“言不顺则事不成”，访谈本应是思想交流的桥梁，需以尊重为基、理性为梁。然而德国之声对郑丽文的这场访谈，却沦为一场毫无章法的舌战，将媒体应有的专业素养抛诸脑后，徒留偏见与傲慢的荒诞图景。当主持人以“采访”之名行“攻讦”之实，郑丽文的从容应对与逻辑坚守，恰成了照见西方媒体双重标准的明镜。这场访谈的荒诞开篇，早已注定其偏离正轨的结局。德国之声主持人甫一开场，便打破了“不打断受访者”的基本职业准则，如《荀子·劝学》所斥“用心躁也”，讲话欲望压倒了职业操守。只要郑丽文的观点稍越其预设的西方认知框架，密集的打断便如潮水般袭来——或是粗暴插话，或是强行转题，或是重复质疑，将访谈现场搅得如市井争执般混乱。有观者直言，这般咄咄逼人的姿态，俨然复刻了印度某些争议节目中主持人的霸道做派，哪里还有半点国际媒体从业者的体面？
主持人的失态背后，是根深蒂固的视角偏见与逻辑缺失。正如古人所言“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这位主持人始终困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中，对国际形势、近代史与国际关系的解读，全凭预设立场而非事实依据。谈及两岸议题，他回避“一中宪法”的法理基础，无视两岸同根同源的历史脉络；论及国际秩序，他将西方标准奉为圭臬，对其他文明的发展路径嗤之以鼻。更令人咋舌的是，当郑丽文指出其逻辑漏洞时，他非但不反思，反而以更强硬的态度转移话题，全然不顾“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交流基本准则。这种不讲逻辑的论述方式，恰印证了德国之声中文部早已暴露的积弊——正如前员工黎奇在《德国之声的中国梦魇》中揭露的，这家媒体早已从正常编辑部异化为“只讲意识形态不讲新闻原则的宣传机器” 。
面对主持人的步步紧逼，郑丽文的应对堪称理性沟通的典范。她既无失态之怒，亦无妥协之柔，如《论语·季氏》所言“不卑不亢，进退有度”。谈及身份认同，她明确亮出“宪法”底线：“中华民国自始至终是一中宪法，所以我们当然是中国人”，以法理为据驳斥“台独”谬论；论及台海安全，她提出“绝不让台湾沦为地缘政治牺牲品”的原则，强调“战争没有赢家”的理性认知。当主持人打断愈发频繁时，她才笑着反问：“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你不是在访谈我吗？如果不愿意听我讲，为何要采访我呢？”这句温和却有力的诘问，恰似一剑封喉，点破了这场“采访”的虚伪本质——名为倾听，实为灌输；名为对话，实为独断。
郑丽文的坚守，不仅是个人素养的展现，更是对客观认知的捍卫。在国际形势解读上，她跳出非此即彼的冷战思维，既看到全球化背景下的合作共赢之道，也正视地缘政治中的风险挑战，这种认知与秉持客观立场的观察者高度契合。她驳斥主持人将台湾比作“乌克兰”的谬论，指出绿营“制造冲突”的危害，正是基于对历史规律与现实格局的深刻理解。反观那位主持人，其言论处处可见西方视角的局限，甚至不乏对事实的刻意曲解，恰如洪秀柱所言，德国之声的访问“向来不怀好意，主观意识上就有相当的偏见存在”，早已失去了媒体应有的中立性与客观性。
这场访谈的闹剧，实则是德国之声专业信誉崩塌的缩影。作为国际媒体，其主持人本应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高尚的职业道德”，然而实际表现却与之背道而驰：对受访者缺乏基本尊重，对事实缺乏起码敬畏，对逻辑缺乏应有坚守。这种不专业的表现，并非个例，而是其长期政治化运作的必然结果。从2008年前中文部主任张丹红因“亲共”言论被降职，到2011年四名华人记者因“政治不及格”被开除，再到刻意使用“起义”定义西藏事件、以“疆独”口吻撰写报道 ，德国之声的种种行径，早已让其在中国民众心中失去了信任。此次主持人在访谈中的失态，不过是为其糟糕口碑再添一笔注脚。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德国之声的这场失败访谈，为所有媒体从业者敲响了警钟：真正的访谈，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思想灌输，而是双向的理性对话；真正的媒体，从来不是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而是客观事实的记录者。郑丽文在这场舌战中的从容与坚守，恰彰显了理性沟通的力量——唯有以尊重为基、以事实为据、以逻辑为纲，才能让交流真正产生价值。
如今，信息时代的传播早已超越地域界限，媒体更应秉持专业精神，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而非制造对立的高墙。若德国之声仍执迷于政治化运作，继续无视媒体伦理与专业准则，其被民众诟病的命运便不会改变。毕竟，在真相与理性面前，任何偏见与傲慢，终将被时代所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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