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三跪九叩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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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同治天子举行大婚仪式，排场极为盛大，在京的列国使节都以为会受邀观礼，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主管清廷外务的总理衙门不但没有给他们送来请柬，反而派出官员吞吞吐吐地“友谊奉告”，请他们告诉其地点国的外侨们在天子大婚之日最好不要外出——固然，也包括他们在内。
次年2月，同治天子公布亲政，但仍无召见列国公使的意义。忍无可忍之下，英、俄、德、美、法五国公使联名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觐见天子。按说，天子大婚与亲政是热热烈闹的大排场，列国使节受邀观礼也是那时的国际交际老例，清廷为何避之犹恐不及呢？
这事得从乾隆年间说起。1793年6月（昔时正值乾隆八十大寿），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到中国，清廷官员在接待时碰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题目：英国人居然不愿向天子下跪！乾隆听后也很不兴奋，但英国人不远万里地前来祝寿，最初还是分外恩准了马戛尔尼只单膝下跪的要求。英国人也许没成心想到，他们以为单腿下跪是对中国天子暗示尊重的合适方式，但在乾隆眼中，这只是一种暗示臣服的粗暴方式。
事后，乾隆对马戛尔尼的觐见方式很是生气，“英吉祥国使臣等前来热河，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随后出格指示：“英吉祥国使臣不谙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由此，马戛尔尼的此次出访遭受了完全的失利。25年后，英国再次派遣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但一样因拒行三跪九叩礼而被“本日遣回”。两次风浪后，本国使节觐见清帝的礼节题目便成了中交际涉的大困难。
中国现代没有椅子，人们凡是席地而坐，跪拜礼原起源于现代“正坐”的鞠躬礼，其自己并无品德欺侮的寄义，但随着独裁皇权的日渐增强，跪拜礼起头变味并成为表现高低尊卑的品级强化剂。是以，臣民和本国使节觐见清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这一礼节不但意味着清代天子独裁统治和庄严，也反应了森严的封建品级。在乾隆的眼中，中国与外洋诸国为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英国也不破例，英使既然以“贡使”的身份“觐见”，固然应当“三跪九磕头”“施礼如仪”。惋惜的是，这只是清廷的两相情愿，英国并不以为是“外藩”下国，而是以为与中国职位同等，既然“中英同等”，固然没有以“贡使”的身份行“三跪九磕头”之理，双方在这一题目上底子谈不拢。
乾隆朝国势正盛，还算是有本钱搭架子，到了道光、咸丰朝后，中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迭遭败绩，但列强的坚船利炮仍难以撼动清代“体制”的硬壳。第二次雅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从天津攻至通州，咸丰天子对联军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惟独对英方提出亲递国书一条暗示万难允准，因亲递国书须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只能交钦差大臣呈进，此系国体题目，万不成妥协，如洋人“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
战争的成果是英法联军攻破了北都城，咸丰仓皇逃往热河。事至于此，咸丰仍对“夷酋面见朕弟”一事耿耿于怀，即使英法联军已撤出北京，咸丰仍心存疑虑，他最担忧的是洋人以“对峙入觐”为威胁，终极不能不在殿堂之下面见“夷人”，为此，他宁可病死热河也不愿返京。
1861年后，英、法等国相继在北京设立使馆，列国公使要求觐见而又不愿下跪，这一题目成了清廷的一块芥蒂，幸亏同治继位时仅6岁，总理衙门尚可以“天子年幼、太后垂帘听政”为由拒绝其觐见要求，但随着天子年龄的日益增大，清廷也就堕入了无尽的麻烦当中。
经过4个多月的频频谈判后，总理衙门终极与列国使节告竣协议，其中要点有三：一是清廷赞成本国使节“不可跪拜”而按西方的三鞠躬老例改成五鞠躬礼觐见清帝，这样的话，双方各让一步，相互不失体面；二是本国使节觐见时只可规矩性地致辞而不能触及具体事务，如“遽然奏陈，国主亦可以礼谢却”，这主如果避免洋人乘隙威胁天子；三是觐见事大，不宜轻举，本国使节应遵照“同见之例，早晚恭候，谕旨遵行，不能一人随时请觐，用昭慎重”。
1873年6月，列国公使终极觐见同治天子，一睹天颜，但对于中外关系史上的这一严重历史事务，《清实录》和《起居注》（记录天子天天的重要活动）却并不愿具体记叙，如《清穆宗实录》中只要简单的一句话：“六月壬子，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理、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祥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热福理、荷兰使臣费果逊（荪），于紫光阁前瞻觐。”《起居注》中的记录更加简单：“六月壬子，上御紫光阁升座，列国使臣暨翻译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
殷海光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直达引近代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著的《清代全史》中的记录，其称列强使节觐见时，“英公使（威妥玛爵士）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天子健康？’英使不能答。天子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何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天子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厥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天子，非可以儿童戏视，尔等不信，今果若何？吾中国人，岂如尔本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稻叶君山著作的中文版始见于1914年，其中对列强使节大出洋相的戏说性描写究竟是因中外说话障碍致使还是黄种人的阿Q式成功法（那光阴本同为“黄祸论”的受害者，相互厌恶白人），今朝不得而知。不外在晚清名流李慈铭的《越缦堂国事日志》中，倒有一段像是上文的出处，其中曰：“六月初五日。是日巳刻，上御紫光阁见西洋列国使臣。文武班列。仪卫甚盛。闻夷首皆震栗失次，不能致辞，跽叩而出。谓自此不敢复觐天颜。盖此辈犬羊，君臣脱略，虽跳梁日久，目未睹汉官威仪……今一仰天威，便伏地恐后，盖神灵震叠，有以致之也。”
作为当事人，日本使臣副岛种臣的回忆似乎更能反应出当日的细节：“29日晨……7时，由宝鋆、毛昶熙指导大使（副岛种臣）及郑（永宁）至紫光阁傍行幄中伺候。8时帝出宫，9时御紫光阁，宝、毛两大臣指导大使及郑自阁之左阶升，左门进（郑捧国书，在大使左肩后一步随行）……
“大使及郑起头进前，斜见宝座时，脱帽，作第一揖。再进至中心，正面临宝座时，作第二揖。又进，至御座地点之黄案前中心，立定，作第三揖（此为觐见三揖）……
“郑在大使左肩侧后一步，宝、毛两大臣分立黄案两侧，俱面北而立。去黄案数步之正北面设坛。坛上设高座，帝坐其上之龙椅上。座之左右，恭亲王及皇族御前大臣侍立。军机大臣、六部尚书、文武显官，则在自坛下至黄案间之两侧别离对峙……
“大使以国书放置黄案上后，作一揖，陈颂来意，由郑译述毕，又一揖。帝有答信，恭亲王跪接，自阶而下，至黄案前，宣称：贵国大天子国书，朕收到了。大使作揖，恭亲王复班……
“帝又下敕语，恭亲王又跪奉，下坛宣称：贵国大天子安康否？两国寒暄事件，亲赴总理列国事务衙门公允商议可也。大使作揖（其间揖无定数），隶亲王又复班。事既毕，大使又一揖。郑随从背行前进，至中心绝顶处一揖，仍背行，至将见不着御案处，又一揖（此为退出三揖）。因而戴帽，仍由宝、毛两氏前导，至时应宫憩息。”
此处有个细节颇值得留意，按总理衙门与列国使节的约定，觐见时不可跪拜礼而行五鞠躬礼，但日本使节副岛种臣行的却是三鞠躬礼，这明显是一种破格的礼遇。清廷此举，似乎有一种“中日同文同种”的政治示好之意。
对此次的觐见，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大致满足，但惟独对觐见识址提出质疑，其来由是，觐见识址紫光阁乃“访问贡使的地方”，清廷的做法是故意将列国使节降格为昔日贡使，因此他们提出了更换觐见识址的要求（从历史上看，紫光阁并非清帝访问贡使的唯一地方，比方乾隆就在热河行宫访问马戛尔尼，而一些贡使来京后，遇大朝、常朝之期，常常与清廷大臣们随班觐见；如不遇朝期，则在便殿接管召见）。
英、法等国公使对此题目标驳诘，目标是想让清帝将太和殿作为本国使节的觐见场所。太和殿俗称“金銮殿”，是紫禁城中范围最大的殿宇，高约27米（连台基约35米），修建面积2377平方米，是明清两代帝王举行即位、朝会大典等严重礼节的场所。列强的要求被清廷决然拒绝，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时代，法国新任公使施阿兰乘隙威胁，清廷以文华殿为觐见识址作为妥协。1900年“庚子国变”后，列强再次提出在太和殿举行觐见仪式的要求，几经谈判后，双方终极约定以乾清宫为觐见识址（其职位仅次于太和殿）。
对于中国礼节的熟悉与评价，丁韪良在《花甲忆记》一书中也认可，天下上最重礼节的国家莫过于中国。中国古书即记录，“圣人垂裳而全国治”，即经过烦琐盛大的礼节来使臣民们对天子发生一种宗教性的畏敬；时至本日，朝廷礼制的严肃气势仍与现代别无二致，礼节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已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无独占偶，清末交际官颜惠庆在回忆录中也有一样的熟悉。有一次，他作为外务部部员介入了英国公使朱尔典觐见宣统天子并递交国书的仪式，据其记录，在宏大的宫殿中，英国公使向危坐在宝座之上的天子行三鞠躬礼，“盛大的仪式使殿内的空气非常庄重，甚至孤陋寡闻的英国交际官在宣读祝词时也难免声音有些颤抖”。
中日甲午战争失利后，变法思维在年轻的士子中敏捷风行，其中对留辫、缠足、跪拜等旧俗提出了狠恶的报复，如梁启超在湖南时务书院向门生宣传：本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行跪拜之礼，只能遭到本国人的嘲笑。此议一出，湖南旧儒叶德辉大起否决，其指责梁启超“欲易中国跪拜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
据高阳在《翁同龢》一书中的记录，戊戌变法前德国亨利王子访华，光绪天子在访问时废除了各类旧有礼节；但庚子年后，因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御弟载沣被迫前往德国赔罪，听说德皇一度要求中方在赔罪时行跪拜礼，载沣听说后托故不可，后在驻德公使吕海寰的谈判下，德皇才取消了这一欺侮性的要求——“风水轮流转”，蛮横的并不但是中国人。
作为唯一出过国的执政者，摄政王载沣的风格明显要开通很多。据曹汝霖回忆，载沣在访问列国代表时很是热情，并与之逐一握手，暗示出鲜明的欲求亲善的愿望。1910年后，载沣某次在养心殿召见官员，“太监引至门口，自行进去，行一鞠躬礼。三品京堂以上，隔案设座位。摄政王即说，坐下奏对，这是民主很多，不感觉拘束惊慌”。
在现代人看来，跪拜致使身材扭曲，随之而来的是品德的屈就，表现出一种绝对分歧等的代价观，这与现代社会提倡的“自在、同等、泛爱”看法格格不入。假如跪拜是为暗示臣服与驯服，这类下跪是具有欺侮性的，这也是马戛尔尼和其他本国使节拒绝下跪的缘由。
辛亥反动后，南京姑且政府明令废除跪拜礼，并规定鞠躬为正式交际礼节，那时还有一个传播甚广的传闻：孙中山担任姑且大总统时代，有位80多岁的老师长前来瞻仰大总统的风采，见到孙中山后，老师长恭恭敬敬地行起了三跪九磕头的旧礼来。孙中山赶紧拉他起来：“总统在职一天，就是百姓的公仆，是为全国群众办事的。”老师长恍然大悟：“明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此说能否失实，今朝尚难考证，但从独裁向民主转型，拔除下跪是一种意味性的进步，确是不争的究竟。
袁世凯继任姑且大总统后，随后正式公布民国的通用礼节：男人礼节脱帽鞠躬，大礼三鞠躬，常礼一鞠躬，平常相对，只用脱帽礼；女子大礼大致不异，唯不脱帽，专行鞠躬礼。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有人恭维阿谀，倡议规复跪拜，但袁世凯没有赞成，由于他晓得，这不是简单的礼节题目，曩昔的究竟已经曩昔，强求毫无意义——但没有跪拜的帝制仍不受接待并很快破产了。

（摘自《晚清本来是这样》 金满楼/著 现代出书社/出书）
编辑：殷华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