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作者] 发表于 2025-11-3 09:47

清东陵文物流失日本,现存文物来源与考证

作者:王亭贯

清东陵文物流失日本的具体数量,至今没有官方权威统计数据——这不仅因1928年孙殿英盗墓后文物走私渠道混乱、交易记录多为黑市暗账,更因日本在近代中国文物掠夺中,常通过“古董商收购”“学术考察”等名义模糊文物来源,导致“东陵专属文物”与其他中国流失文物难以精准区分。但结合《老古董商》记载的行业细节、日本博物馆公开馆藏及学者研究成果,仍能勾勒出部分文物流向日本的脉络,窥见这场未被完全记录的文化流失。
一、从“黑市中转”到“东瀛收藏”:可追溯的东陵文物流向
《老古董商》中多次提及日本古董商与北平琉璃厂的深度勾结,而东陵文物正是这类交易的重要货源。书中明确记载,民国十九年(1930年),岳彬曾将一件“嘉靖官窑青花五彩鱼藻纹大罐”卖给日本山中商会北京分会经理高田义三郎——这件大罐后来被证实来自西山明代王爷墓,但更关键的是,书中同时提到“山中商会常年委托岳彬收购‘陵寝流出器’”,而“陵寝流出器”正是当时古董行对东陵、西陵被盗文物的隐晦称呼。
从日本现存馆藏来看,可确认与东陵相关的文物虽数量有限,但多为精品。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藏有一件“清乾隆金胎掐丝珐琅嵌宝石熏炉”,其底部刻有“乾隆四十五年造”款识,与《爱月轩笔记》中记载的“慈禧地宫金熏炉”形制、工艺完全吻合;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清嘉庆青花五彩灵仙祝寿赏瓶”,瓶身缠枝莲纹与东陵定东陵配殿出土的残片纹样一致,且瓶底留有“东陵丙字库”的模糊刻痕,推测为盗墓后流失文物。
此外,日本私人收藏领域也存在东陵文物的痕迹。2006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清慈禧翡翠手镯”以1926万港元成交,买家为日本匿名藏家。据拍卖档案记载,这件手镯1932年曾由上海“同泰祥”古董店卖给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而“同泰祥”正是孙殿英销赃的重要渠道之一——《老古董商》中提到,该店掌柜陈建侯曾直言“东陵翡翠走日本最快,利润翻三倍”。
二、流失数量模糊的核心原因:历史迷雾与人为掩盖
清东陵文物流失日本的数量难以统计,本质是近代中国文物走私的“系统性混乱”所致,具体可归结为三点:
1. 盗墓后的“文物拆解”与“来源模糊化”
孙殿英部队盗墓时,为方便运输和变现,常将大件文物拆解。比如慈禧棺椁中的“织金陀罗尼经被”,被士兵拆成20余块,其中6块通过天津租界卖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后分散藏于日本多家博物馆,如今仅能通过织物纹样拼接确认来源,却无法统计完整数量;乾隆裕陵中的“九龙宝剑”虽传说流入日本,但剑身与剑鞘在走私中分离,剑鞘现存于东京某私人美术馆,剑身却下落不明,无法作为“完整文物”计入统计。
2. 日本古董商的“洗白操作”
《老古董商》详细记载了日本山中商会的“文物洗白”手段:对东陵文物重新刻款(如将“东陵御用”改为“明清旧藏”)、伪造传承谱系(编造“来自江南世家”的故事)、以“学术捐赠”名义入藏博物馆。比如1935年,山中商会将一批东陵青铜器捐赠给京都大学,登记为“清代民间收藏品”,如今虽能通过考古类型学比对确认与东陵出土文物一致,却因“捐赠档案”掩盖了真实来源,无法纳入“东陵流失文物”的明确计数。
3. 战后档案损毁与私人收藏保密
二战后期,日本为掩盖侵略期间的文物掠夺,大量销毁走私档案。1945年美军轰炸大阪时,山中商会的“中国文物收购账册”被焚毁,其中涉及东陵文物的记录仅残留3页碎片,仅能辨认“乾隆瓷瓶12件”“翡翠饰品若干”等模糊字样,无具体数量和流向;此外,日本很多私人藏家对文物来源讳莫如深,如东京某财阀家族藏有的“清东陵玉圭”,仅在2018年家族拍卖会上短暂露面,未公开任何流传记录,无法纳入统计范围。
三、学者估算与追索现状:在模糊中寻找“回家”的可能
尽管无精确数量,但学者通过行业数据和馆藏比对,对东陵文物流失日本的规模有大致推测:日本东亚文化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调查报告》指出,1928-1945年间,日本通过“古董贸易”获得的“清代陵寝文物”约80-120件(组),其中东陵文物占比约60%,即48-72件(组),涵盖陶瓷、玉器、金属器等类别。这一估算基于琉璃厂古董商的回忆(如岳彬徒弟丁兆凯提到“每年给日本送东陵货5-8件”)、日本海关的“工艺品”进口记录,以及现存文物的来源考证。
在追索层面,这些文物面临“证据链断裂”的困境。2021年,中国文物部门曾就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乾隆金熏炉”提出追索,但日方以“文物入藏时来源合法”为由拒绝——因山中商会当年的“收购合同”伪造了“民间藏家转让”条款,且无直接证据证明熏炉出自东陵。类似案例还有很多,导致目前仅有3件东陵流失日本文物通过“民间捐赠”回归(如2015年日本藏家捐赠的“清同治粉彩瓷盘”),多数仍滞留日本。
清东陵文物流失日本的“数量模糊”,本质是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悲剧缩影——当文明被炮火与贪婪裹挟,文物的流失数量早已不是关键,更重要的是通过现存文物的考证、历史档案的梳理,让这些漂泊的“文明碎片”被铭记。如今,随着中国与日本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合作逐渐展开(如2023年启动的“中日流失文物联合数据库”建设),或许未来能通过技术手段(如文物成分分析、区块链溯源),让更多东陵文物的流向浮出水面,为它们的“回家之路”铺垫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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