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惨败彝陵后，蜀汉因何面临亡国危机 ？内部矛盾比外来威胁更大
作为三国中僻处西南一隅、苦守边陲的弱小国家， 蜀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内外的危机，而身为蜀汉的开基帝王，刘备虽然在“三足鼎立得其一” 的过程中并未建立太大、太多的功业，几乎完全靠着他自己和诸葛亮的纵横之术拓展势力，但在其身后的继承人问题以及国策转移的问题上，深谙权谋的他却绞尽脑汁，煞费苦心，最终炮制出一个绝妙的方案。
《三国志》记载，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春季，刘备因荆州归属权之争、关羽遇害而欲与孙权大打出手，他不顾诸葛亮、赵云之再三谏阻，执意发兵攻打孙吴，最终空国而出的蜀军惨败彝陵猇亭，数万大军几乎被陆逊团灭。侥幸逃归白帝城永安宫的刘备追悔莫及，羞愧难当，抑郁成疾，最后病倒永安，无法回到成都，自感来日无多的他便紧急下谕，命诸葛亮从成都赶到白帝城，以交代后事。
诸葛亮带着皇子们昼夜疾驰，风尘仆仆地抵达白帝城永安宫。刘备的托孤之语十分有意思，很是耐人寻味，他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精明过人，他岂能听不出此话中隐藏的锋镝？又怎敢怠慢？他立马跪地磕头，声泪俱下地哽咽道：
“臣敢竭肱骨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
随后，刘备又颁布遗诏留给太子刘禅，叮嘱他：
“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便是蜀后主刘禅称诸葛亮“相父”之出处 。
表面看来这是刘备、诸葛亮君臣之间“如鱼得水”的亲密关系与互相之间推心置腹交往的结果，历代史家也觉得刘备虽然一生虽然并不具备雄才大略，甚至在大事上有些糊涂，但在临终之前并不吝啬自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亦不专意传子传孙，而是希望把蜀汉王朝交给贤明的诸葛亮来治理。
细究刘备托孤之言，其实不然。确实，这一托孤之语，是刘备跌宕起伏一生中真正出彩的地方，但这精彩之处在于他这番话背后的真正含义。
蜀汉政权建立的基础本身就极不稳固，刘备的江山是巧取豪夺而来，说白了就是取自益州牧刘璋，而刘璋则是承袭了其父刘焉的势力范围，刘焉又是东汉朝廷派到益州的外来势力，所以和蜀地本土世家大族向来关系紧张，长期不合。
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苦心经营20余年，为稳固政权，吸收了以关中、中原等地区进入益州的外来官僚集团、从中原等地返回原籍的益州本地官僚势力和盘踞一方的益州本地豪族这三部分力量，其内部分为什么“中州派”、“蜀中派 ”、“荆襄派”等等，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相互掣肘、制衡甚至倾轧，关系异常错综复杂，这些诉求不同的势力构成了刘璋麾下松散的政治集团。
史载，当初刘焉被东汉朝廷任为益州牧来至蜀地时，就曾经屡次和益州本地的世家豪族发生矛盾和冲突，甚至在摩擦激烈时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动用军队，用武力攻伐、消灭益州本土势力方能夯实自己的统治。
刘璋接班后，则很注重吸纳来自关中、中原等地的外来人才，重用中州人，一方面充实自己的势力 ，一方面用以对抗“排外情绪”强烈的益州本地豪强，让刘氏集团的统治趋向平衡、稳定。
而刘备利用刘璋的“昏懦”取得了益州之地，他不但从刘璋那里继承了和益州本土势力的不和关系，而且还背负了刘备集团和刘璋旧部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而，蜀汉政权在建立之初就与东吴撕破脸大打出手是极不明智的昏招，在彝陵大败后，最大的威胁并非来自死敌曹魏和反目成仇的孙吴，而在于蜀国内部。蜀汉内部由于政权更迭而形成的刘备集团和留用的刘璋旧部之间的矛盾纠葛，是蜀汉政治中的巨大隐患，随时可能突然爆发，成为这个新生政权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刘备不得不防，但由于病入膏肓，时日无多，他已经无力处理，经反复权衡，只能寄希望于与其心意相通且心细如发的诸葛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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